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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然后来了些人，这些人是来种树的。

    但他们种树的方式很奇怪。

    “保水梯田+固氮树种+间作经济作物”，项目手册上这么写。

    阿马杜不懂“固氮”，但他看懂了演示：在坡地上沿等高线挖浅沟，用石头垒成矮埂，雨水被留在埂后，渗入土壤，不会流走。

    埂边种一种叫“南洋楹”的速生树，树根上有瘤子，能把空气中的氮固定在土里，技术员说这叫“生物肥料”。

    树与树之间，可以种芝麻，花生，西瓜。

    第一年，树苗还小，没有收益。

    但项目给每户参与家庭发工资：挖一米保水埂，五毛，种活一棵树，一元。

    阿马杜全家上阵。

    他挖埂，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种树，八岁的儿子负责从三公里外的水井运水。

    用九黎援助的微型太阳能水泵，一天能拉二十桶。

    雨季，阿马杜家的一千三百棵树，存活了九百一十七棵。

    存活率远低于项目要求的“百分之八十五”红线，验收没通过，年底绩效奖金没了。

    但阿马杜不在乎绩效。

    他在乎的是，雨季结束后，那些活了下来的南洋楹，最高的已经蹿到两米。

    他活了四十年，第一次在自家的土地上，看到成排的，有膝盖粗的，还在继续生长的树。

    他用手掌抚摸树皮，粗糙，干燥，但充满韧劲。

    “这个，”他对技术员说，“比玉米粉管饱。”

    技术员愣了一下。

    然后蹲下来，和阿马杜一起摸着树皮。

    “我们老家有句话，”技术员说，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”

    翻译把这句话转成莫西语。

    阿马杜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我不是前人。”他说，“我是种树给自己乘凉的人。”

    瓦希古亚保水梯田—农林复合项目进入第三年。

    阿马杜家的四公顷土地，已经有二点七公顷完成改造。

    间作的芝麻和花生开始有收成，不多，一公顷每年能卖八十到一百美元。

    但南洋楹长起来了。

    树冠开始遮阴，树下土壤不再被烈日烤裂。

    去年旱季，阿马杜第一次在自家地里挖出一锹湿润的黑土。

    他捧起那锹土，攥在掌心，攥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：

    把大儿子从城里叫回来。

    大儿子十八岁，两年前去瓦加杜古打工，在建筑工地背水泥。

    每月挣四十美元，扣除房租和饭钱，剩不下十美元。

    “回家种树。”阿马杜说。

    大儿子沉默。

    “城里没有未来，”阿马杜指着那二点七公顷改造地，“这里有。”

    大儿子看着父亲掌心里的黑土。

    他回来了。

    瓦希古亚项目区推广至周边十七个村庄，覆盖一千四百户农户。

    南方共同体—布基纳法索联合监测报告显示：

    参与农户年均现金收入：项目前约83美元，项目第五年约247美元。

    粮食自给率：项目前无法满足全年口粮，需依赖救济粮约4个月，项目第五年全年口粮自给，部分农户有余粮出售。

    荒漠化控制：项目区植被覆盖率从不足5%升至约23%，风沙日数年均减少37天。

    报告结论里有一段话，被九黎发展署内部多次引用：

    “萨赫勒地区过去三十年的主要人道主义危机，根源不是降雨减少，而是生计崩溃。”

    “当一个家庭每年缺粮四个月时，任何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都是奢侈的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必须先吃饱，然后才能听懂前人栽树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6月，加蓬，兰巴雷内。

    皮埃尔·恩东戈把最后一卷奥库梅木单板码放到货车上。

    车厢喷着蓝色标志，目的地：奥文多港。

    奥库梅木，加蓬特有树种，轻质，防潮，不变形，是做胶合板和乐器的最佳材料。

    皮埃尔的祖父砍奥库梅木，卖给法国殖民公司，每立方木材换半袋面粉。

    皮埃尔的父亲也砍奥库梅木，卖给利伯维尔的本土贸易商，每立方换一袋面粉加两升棕榈油。

    皮埃尔自己，二十一岁，初中毕业，是加蓬—九黎合资林产公司兰巴雷内加工厂的固定工。

    他不砍树。

    他操作一台九黎的数控刨切机，把原木刨成0.3毫米厚的单板。

    月薪180美元，相当于父亲当年三个月的收入。

    工厂大门外竖着一块广告牌：“加蓬不再出口原木，我们出口橱柜，吉他，波罗的海渡轮的甲板。”

    加蓬政府颁布原木出口禁令，要求所有木材必须在境内加工至半成品或成品方可出境。

    欧盟抗议，美国关切，世界银行说“可能违反贸易规则”。

    但禁令没有撤回。

    因为九黎，当时已是加蓬木材第一大进口国，表示完全支持，并提供3.5亿美元低息贷款，帮助加蓬在三年内建成七座木材加工园区。

    皮埃尔的工厂是其中一座。

    加蓬木材加工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采掘业。

    加蓬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，是中非地区第一个进入“中等收入国家”门槛的原资源型经济体。

    皮埃尔用工作三年攒下的钱，在兰巴雷内郊区买了块地，盖了一栋砖房。

    他祖父住的是茅草屋，父亲住的是铁皮棚。

    他住进了砖房。

    砖房后面，他留了一块空地。

    “准备种奥库梅木，”他对来参观的九黎技术员说，“不是砍，是种。”

    “种了也不够你们厂吃。”技术员笑。

    “够我儿子吃。”皮埃尔说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安哥拉，罗安达。

    若昂·多斯桑托斯，把最后一件行李塞进皮卡车斗。

    他离开的不是罗安达，是罗安达的贫民窟。

    穆桑巴贫民区，四十万人挤在没有下水道，没有电网，没有门牌号的铁皮棚屋里。

    若昂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结婚，在这里看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在两岁时死于霍乱。

    安哥拉内战终于结束。

    打了二十七年，全国基础设施剩不到百分之三十。

    但罗安达的海面上开始出现巨型起重船。

    那是九黎“振华”号的船队，运载着港口集装箱桥吊，预制混凝土构件，盾构机。

    若昂看不懂那些机械，但他看懂了招聘启事：

    “罗安达港口扩建工程招收力工，焊工，卡车司机，日薪8美元，包一顿午餐。”

    他去应聘卡车司机。

    他有驾照，但没开过工程车。

    考官说可以学，培训期日薪5美元。

    他学了三个月。

    港口一期工程竣工。

    若昂升为运输班长，月薪320美元。

    他在港口附近的卡曾加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水泥楼，有自来水，有马桶，有不会在雨季漏雨的屋顶。

    搬家那天，妻子把唯一的圣像挂在客厅墙上，然后在崭新的燃气灶上煮了第一锅木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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